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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秘书英才田家英 (2023年)

来源:公文范文 时间:2022-11-20 19:00:06

一代秘书英才田家英 一代秘书英才田家英李秀芹田家英(1922~1966)自1948年10月至1966年5月,任毛泽东秘书长达18年之久,其间,还先后兼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一代秘书英才田家英 ,供大家参考。

一代秘书英才田家英

  一代秘书英才田家英

  李秀芹

  田家英(1922~1966)自1948年10月至1966年5月,任毛泽东秘书长达18年之久,其间,还先后兼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副主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等。1956年9月毛泽东曾对称赞“八大”开幕词的人说:“开幕词是谁写的?是个年轻秀才写的,此人是田家英。”1961年3月毛泽东谈到《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由来时说:“我是听了谁的话呢?就是听了田家英的话,他说搞条例比较好。”毛泽东审签田家英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时,看得很仔细,还在文中做了很多标记,田家英高兴地对别人说:“我自己认为写得好的地方,主席都画了杠杠。”这说明田家英与毛泽东在重大国事问题上心心相印。为此,1958年中共中央号召干部下放,有几位省市委书记希望毛泽东把田家英下放到他们那里工作时,都被毛泽东拒绝了,他晚:“我是主张干部下放的,但田家英我不能放,在这个问题上我是理论与实际不一致的。”即使后来田家英与毛泽东因某些意见不同而被坏人利用,造成田家英之死,毛泽东在“文革”后期仍然说:“田家英也没什么问题。”实践证明,田家英不愧为一代秘书英才。

  神童雄辩,蜚声巴蜀1922年1月4日,田家英出生于四川成都方正街,起名曾止昌。他六岁起读私塾,念三字经、千字文、四书五经,背诵古诗文。11岁考入成都南薰中学,读完初中一年级后,因

  家境贫困而辍学,到长兄开的中药铺里当学徒。田家英13岁那年在当地一些报刊上发表文章,得到一点微薄的稿酬后,萌生丁重返校园读书的念头,于是他在第二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成都县立中学,靠卖文维持学业。这一年,成都文坛发生了一场著名的笔墨论战。一位姓刘的老教授写了一篇论文学救国之道的文章,说“文学欲救国,不得自作主张,非以国府之方略为准不可??”文章发表后,田家英起而驳之;刘教授不服,撰文以争。经过几番较量,因田家英之文立论严谨、论据充分、笔锋犀利、无懈可击,致使对方无言以对,甘拜下风。笔战休止后,刘教授揣度他的论敌可能也是一位学者,或系某左翼作家的化名,特意前往拜识;但见到田家英时却不禁瞠目,原来对手是个年仅十四五岁的中学生!“神童!真是神帝!”刘教授面对一张娃姓脸,连声赞叹。于是,“神童”田家英之名,盛传蓉城学界。此后,田家英一发而不可收,接连在《华西日报》副刊及其它杂志上发表了《去路》、《九月的歌》、《十月夜记》、《畸零篇》、《纪念“九·一八”》等小说、散文、诗歌和书评,影响遍及巴蜀。他还与几位主张抗口救亡的青年合办了《极光》、《散文》、《金箭》等文艺刊物,并担任《金箭》的编委,《金箭》发刊词已明确提出“全民抗战”、“民主政治”、“各党派联合结成巩固的抗日战线”等进步主张,从这可窥见少年田家英的政治倾向。《金箭》创刊号发表的《(金箭>月刊第一次座谈会纪录》中,刊载了田家英的发言,他认为,几位工友主编的《国民日报》周刊《柳絮》是“成都文坛上的创举”,并批评文艺界脱离现实,仍沉浸在“古铜色的梦里”。他的散文《夜街——忧郁的故事

  之三》,写一对革命青年对“失踪”战友的关切和怀念,控诉了现实的黑暗和残暴。田家英因为参加共产党员领导的“海燕社”、“成都学生救国联合会”、“成都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等进步组织,宣讲抗日救亡、散发革命传单、声援绥东抗战将士,而在1937年秋季被学校开除。之后,他与几位好友离开家乡,奔赴延安,时年15岁。

  抗战檄文,闻名延安

  田家英到达延安后,先在陕北公学读书,并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年又到延安马列学院读书,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国革命史。毕业后他留校任中国问题研究室研究员、教育处干事、中国现代史教员。1941年夏又调至中央政治研究室,先后在经济组、政治组工作。这期间,他发表了《奴才的见解》、《从侯方域说起》、《沙漠化的愿望》等许多政论。《从侯方域说起》一文引起毛泽东的关注。毛泽东约田家英谈话,指出此文立论正确、旗帜鲜明、切中时弊,有气魄、有锋芒,文字也是好的。不足之处是没有明确点出候方域的政治本质。1943年夏,他调至中共中央宣传部历史组工作。期间先后发表了《从“九·一八”到“七·七”》、《东北历史问题真相》、《“堵河”》等时评,编撰了《民国以来大事记》。1947年初,田家英参加晋西北静乐县的土地改革运动。作为“土改”运动的一个成果,他根据切实的生活体验,创作了长诗《不吞儿》,在刚复刊的《中国青年》杂志上连载后,又结集出版。青年才俊田家英早在20世纪40年代,即以鲜明的立场、激扬的文字、非凡的文采,在中国解放区崭露头角。

  受命信访,心系百姓1948年10月起,26岁的田家英担任毛泽

  东的秘书。他上任后即协助中央书记处和毛泽东处理信访工作。如1949年秋,他向毛主席报告上海群众失业和生活困难的群众来信,使中央及时做出“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着吃”的决策;1950年他据人民来信向毛主席反映北京大学课业负担过雨、学生健康水平下降的情况,毛泽东批示教育部门及时加以改进;1951年有些地方发动群众给中央写致敬信,他向毛主席报告后,这种形式主义、劳民伤财的行为得以制止。此外,他还负责接待直接来访的群众等。田家英引用郑板桥“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的诗句,告诫同事说:“一个封建社会的县吏,还注意关心群众的疾苦,我们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共产党的干部,怎么能置群众疾苦于不顾呢?”自1949年初创,到1966年“文节”开始,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信访工作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科学的程序和制度,田家英的奠基开创之功实不可没。

  领会上意,忠贞不渝

  家英从胡乔木那里获悉“要做好毛主席的秘书,最根本的一条是学好毛主席著作,领会毛泽东思想”之后,便有意识地通过编辑、整理毛泽东著作,学习和领会毛泽东思想。自1951年10月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到1960年出版第四卷,田家英自始至终参加了《毛选》编辑出版工作的全过程,他主要负责注释工作,但也整理毛泽东的讲话稿。收入《毛选》第四卷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关于重庆谈判》、《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等,就是田家英根据毛泽东的讲话记录稿加工整理的。此外,田家英还先后独立编辑出版了《毛主席诗词十九首》、《毛主席

  诗词》(三十七首)、《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乙种本;完成了对《毛选》一至三卷第一版注释的校订。他编选的《毛泽东著作专题摘录》,曾由中国青年出版社以《一个同志的读书笔记》为名出版。通过这些工作,田家英比较系统地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他说,对毛泽东思想理解最深,受其影响最大者,是关心群众生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等,这些思想已经融化到他的血液里。这不仅是田家英做好秘书工作的根本原因,而且也成为他在政治风浪中经得住考验的思想动力。20世纪50年代田家英出版的《学习(为人民服务)》一书收入了他学习毛泽东著作的专题文章,20世纪90年代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田英谈毛泽东思想》,则收入了他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著作。

  调查研究,探求真知

  通过调查研究,取得真知灼见,以协助毛泽东做好农村工作,是田家英秘书生涯中的重要内容。他第一次调查研究的成果是,1954年春按毛泽东“以家英为主,由地方配合,进行调查研究”的指示,深入南方血吸虫病严重的省份搞清了血吸虫病的“病根”,毛泽东表扬调查人员说:“你们办了一件大好事。”以至四年后这些地区基本消灭血吸虫病,为此,毛泽东写了著名的七律诗《送瘟神》。1956年上半年,田家英先后赴山西、四川、湖北、河北四省调查研究农业合作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1958年10月完成对河南新乡和修武两县成立人民公社问题的调查研究后,田家英据实向毛泽东汇报了“左”倾错误造成的不良后果,促使毛泽东下决心反“左”、纠“左”,调整政策。1959年上半年田家英到四川新繁县调查研究人

  民公社的内部体制问题。1961年上半年他奉命到浙江嘉善县和富阳县调查研究试行《六十条(草案)》后出现的问题,以寻求人民公社的健康发展之路。在这次调查研究过程中,田家英结合实际,深入思考了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群众路线、干部作风等方面的问题,可谓呕心沥血。同年10月又到山两长治调查研究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问题,根据调查研究所得,出家英提出“基本核算单位”还是放在生产队为好的建议,被毛泽东采纳并责其写成正式文件,提交给著名的“七千人大会”。1962年3月至6月他又去湖南各地调查研究“六十条”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建议中共中央决策。通过这些丰富的实践,田家英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调查研究思想。

  如椽大笔,切于时用

  古人将撰写文章称之为“经国之大业”。作为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参加了党和国家许多重要文献的起草与:写作。20世纪50年代,他先后参与起草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首部中国宪法草案,协助毛泽东编辑出版《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为毛泽东起草《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参与起草《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负责起草《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等。20世纪60年代前期,他先后为中央起草《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订草案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草案)》;参与修改《工业七十条》、参与起草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稿;负责起

  草《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及其“修正草案”。田家英曾自定两句格言“理必归于马列,文必切于时用”作为自律。这“文必切于时用”则简洁而准确地表达了他的秘书写作理念。

  红色管家,得心应手

  田家英还掌管着毛泽东的个人存款、私人印章和亲友来往信函。毛泽尔的亲友来京,都是田家英接待、安排食宿;毛泽东周济亲友的钱,也是田家英从毛泽东的稿费里支取的。名画家齐白石有心里话要对毛泽东诉说,田家英便奉命等门聆听。所以田家英还被誉为毛泽东的大管家。毛泽东撰文或写诗往往要引经据典,一般也是田家英为之查找或核对。1958年3月“成都会议”期间,田家英按毛泽东的要求选印了《明朝诗人有关网四川的诗》发给与会者;1961年5月田家英又按毛泽东的要求,组织编印了《西湖古诗集粹》,供毛泽东全面了解杭州的传统文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田家英花了十余年心血,为毛泽东建立了一个门类比较齐全、基本上能满足毛泽东读书需要的“私人藏书室”,存书多达十万册。以致来访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上感叹道:“这房间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学者的隐居处,而不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领导人的会客室。”这对以“读书治国”著称的毛泽东而言,田家英是功莫大焉。

  观其所藏,知其所养

  田家英为了买书和收藏清代学者墨迹,几乎把全部业余时问和绝大部分的工资、稿费都用在这件事上了。北京的琉璃厂、隆福寺、东安市场、两单等地的古旧书店,都是他经常涉足的地办。上海、杭州、成都、武汉、广州等文化名城的古旧书店、文物商店,他也在公干之余都跑遍了。经过十余年的苦心经营,田家英的收藏已有相当规模:各类书籍有上万册之多;清代学人翰墨约一千五百余件;时间跨度约三百年;涉及人物约五百位,被誉之为“海内收藏清儒墨宝第一家”。当年的中办主任杨尚昆称赞田家英说:“他那种浓厚的读书兴趣、强烈的求知欲望和顽强的学习精神,在我们党内干部中是不多见的。”

  田家英说:“我爱看那些为我讲述真理故事的书,它对我是一种诱惑、一种魅力,它指示给我一条坚决的道路,使我看清现实,它要我皈依真理,教我住应当交出生命的时候,就把一切全交出米。”原来如此!观其所藏,知其所养,田家英在各种利害较量的关口,总以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敢因祸福避趋之”的名言作为准绳,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为私者务名,念国者务实;务铝者可卑,务实者可贵”。这难道还不是深受其《观操守》等人量藏品内涵的滋养所致吗?古人云:“国之废兴,在于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辅佐。”可见秘书在辅助决策中的作用之大。因此,秘书注重自身道德情操的修养也就尤为重要。在这方面田家英为广大秘书工作者做出了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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