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党早期组织历史早期研究探讨,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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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早期组织历史的早期研究探讨 ——对刘昌玉、任武雄、常美英、庄有为研究的分析 [摘 要]1978 年底，上海师范学院政治教育系中共党史教研室教师刘昌玉、常美英、庄有为和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任武雄等老一辈党史研究工作者，就组成了研究团队，聚焦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及其创建实践，展开大量资料搜集和研究工作，相关研究涉及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早期组织、其他各地早期组织建党活动、早期共产主义者建党思想等领域。他们率先推出了改革开放以来相关研究的首批成果，为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的研究和宣传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党实践 2020 年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建 100 周年。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习近平将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奋斗历程生动形象地概括为“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其中，“石库门”就是渔阳里、树德里等中国共产党人创建活动的区域，“兴业路”就是中共一大会址所在地。习近平这一重要讲话重申了“上海是党的诞生地”，明确了上海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中的特殊重要地位。作为上海的党史研究工作者，理应站在大力发掘建党资源和传承弘扬建党精神工作一线，切实发挥好应有作用。而早在 1978 年底，刘昌玉、任武雄、常美英、庄有为四位老一辈党史研究工作者，就已聚焦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及其创党实践，展开大量资料搜集和研究工作，率先推出了改革开放以来相关研究的首批成果，为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的研究和宣传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四人团队的研究经过 改革开放初期，神州大地上掀起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吹响了社会科学界思想解放的号角。中共党史研究也冲破长期以来的思想禁锢，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重新展开对重要党史人物和党史事件的研究与评价。适时，上海师范学院政治教育系教师刘昌玉、常美英、庄有为与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任武雄一道组成研究班底，在分工合作的基础上对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及其创党实践展开了深入细致的学术研究工作。

　　 1978 年上海师范学院恢复建制，学校在原先马列主义教研室的基础上组建成立了政治教育系。当时，政治教育系除了完成全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必修课程《中共党史》外，还为恢复招生后政教系第一批学生开设了作为专业课的《中共党史》。刘昌玉、常美英、庄有为分别承担了《中共党史》的教学任务。他们在前期备课工作时，开始涉猎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相关资料搜集。与此同时，上海师范学院政治教育系为了推进科研工作，在中共党史教研室设立“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为课题研究项目，由刘昌玉、常美英、庄有为三人共同承担。为了更好地完成这一研究课题，刘昌玉等人邀请任武雄共同参与，以期借助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馆藏文献丰富的独特优势，为课题研究提供支持。

　　 1978 年 11 月，刘昌玉、常美英、庄有为专程前往北京、天津、济南、南京等地，采访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一大代表以及相关领域研究专家，并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和山东师范大学搜集了大量史料。由于当时条件有限，大多材料只能用复写纸誊抄下来。据庄有为回忆，他们三人于 1978 年 11月 1 日至 5 日和 12 月 1 日对早期党员罗章龙做了访谈，11 月 18 日对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五四运动研究专家丁守和做了访谈，11 月 29 日对早期党员张申府做了访谈，12 月 1 日对一大代表包惠僧做了访谈。他们整理了访问记录并请受访者审核。包惠僧在看了访问记录后的回信中说，“记录大体不错”。这些工作为学术研究开展和论文撰写积累了大量口述史料和文献史料，奠定了强有力 的学术基础和史料基础。

　　 经过相关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四人团队在没有先例可循和经验可鉴的情况下撰写出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批关于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学术论文。经中国知网查验，这些论文分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以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为研究对象最早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开创了相关领域研究的先河。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1984 年，研究团队编写了《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史稿》，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正式出版发行。1988 年，四人共同署名的著作《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为“祖国丛书”的一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该书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工人运动的开展到中共一大、中共二大的召开，全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党过程及其历史意义。此书一经发行，广受好评，不仅成为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的热销读物，也成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的重要参考书目。

　　二、关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早期组织的研究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早期组织是中国大地上成立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在1921 年中共一大召开前的创党实践中始终发挥着领导核心作用，肩负着正式成立全国性的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其他各地党组织都无法与之相比拟。1979 年，研究团队在《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79 年第一期）上发表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活动》一文，通过对上海早期党组织创党实践的梳理，肯定了其在中国共产党筹建过程中的重要贡献。1980 年，任武雄、刘昌玉撰写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有关几个问题》，聚焦组织名称、形成过程等关键问题展开研究。两篇文章有如下三个观点值得关注。

　　 第一，关于组织的名称。文章指出，改革开放初期的党史讲义和论文大都习惯性地沿用 1926 年葛萨廖夫在《中国共产党的初期革命活动》中的说法，将党在上海的早期组织称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这容易使人们产生误解，不仅不能反映历史事实，也无法凸显上海党组织相较其他各地党组织的独特地位。研究通过罗列李达、施存统、包惠僧等党的早期成员的回忆、《共产党》月刊和《中国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的“中国共产党”的表述等史料，论证了 1920 年在上海成立的共产党组织并不是“中国共产主义小组”，而是“中国共产党”。因此，“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改称为“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早期组织”或“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更为妥当。

　　 第二，关于组织的创建过程。文章指出，1920 年夏天，党在上海的早期组织的成立不是偶然的。五四运动后，先进分子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无比愤怒，对于军阀政府的倒行逆施再也忍受不下去了，根本改造中国社会、劳工神圣、愿与俄国人民携手互助的呼声传遍全国。1920 年 4 月，共产国际派魏金斯基（现称为维金斯基——笔者注）以记者身份来华了解情况。到达北京后，魏金斯基先后同李大钊、陈独秀会晤，并同一些倾向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学生和进步人士进行过几次座谈，提出筹建中国共产党的意见。经过一段时间酝酿，大约在 1920 年8 月，在上海环龙路渔阳里（现南昌路 100 弄）2 号的《新青年》编辑部（也是陈独秀的寓所），首先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推选陈独秀为负责人。党在上海的早期组织一经成立，便积极投入到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和组织动员工人运动的工作中，并通过各种方式与其他地方的共产主义者取得联系，从组织上推动了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除了一般为人们所熟知的历史事实外，研究团队还就沪西小沙渡地区开办的劳动补习学校做了专题研究，认为它与北京长辛店 劳动补习学校一样，通俗地向工人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的起点，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文章清晰梳理了上海党组织的创建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酝酿阶段（1920 年 5 月至 8 月），陈独秀、沈玄庐、邵力子、李汉俊、李达、沈雁冰、陈望道等人在上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研究探讨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问题，开始时并未直接建立党的早期组织，半年后才逐渐形成共产主义性质的政党组织。二是 1920 年暑假期间，陈独秀等人在上海筹建了具有无产阶级政党性质的组织，并改组《新青年》，自 1920 年 9 月发行的第八卷第一期起，公开、系统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苏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作斗争。三是 1920 年 11 月，上海早期党组织正式定名为“中国共产党”。主要依据是，11 月陈独秀主持起草了供党员内部学习的《中国共产党宣言》，并将《共产党》月刊作为机关刊物出版发行，而此前各地共产主义者开展建党活动时都没有明确宣称“共产党”。作者还根据早期党员的回忆录认为上海早期党组织的人员构成共有 14 人，分别为陈独秀、杨明斋、李汉俊、李达、沈玄庐、邵力子、陈望道、俞秀松、李震瀛、沈雁冰、周佛海、施存统、李启汉、沈泽民。

　　 第三，关于党的一大召开时全国党员人数、参会代表人数和召开时间。上海早期党组织承载着筹备标志中国共产党正式创建的全国代表大会的重要任务。研究团队基于对国内外存有史料的研究和考证，在对重要人物进行访谈的基础上，就上述党史研究中悬而未决的相关问题做出了初步回答。

　　 关于党的一大时全国党员人数问题，当时一说 53 人，一说 57 人，未有定论。研究团队依据向共产国际汇报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份当时所能见到的唯一留下来的文件，认为党的一大召开党员人数为 53 人的说法更为妥当。虽然，后来又有材料提到有 57 人，53 人之外还包括 4 名工人，但究竟是谁未可知晓。而且，很多材料也显示在建党之初，工人党员还很少，大都是学生、知识分子与大学教授，最早的工人活动家项英、王荷波等人都是在党的一大后才入党的。

　　 针对党的一大参会代表人数和召开时间，文章明确提出，1921 年 6 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柯尔斯基到达上海，他们同李汉俊、李达等交换意见，建议应及时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于是，李汉俊、李达写信同陈独秀、李大钊商讨决定，由李汉俊、李达发信请各地党的早期组织各派代表 2 人到上海开会。文章详细罗列了各地党的早期组织所派代表的名单，共 13 人，其中国内六个支部派来 12 名代表，东京支部派代表 1 人。与会代表大都安排在博文女校里住宿。当时学校正放暑假。党的一大是 7 月下旬在望志路 106 号（现兴业路 76 号）李汉俊家里举行的。数天之后会议遭到法国巡捕无理搜查，因而在浙江嘉兴南湖中的画舫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

　　其中，值得关注的是，党史学界长期将包惠僧认作陈独秀个人指派的不同于其他 12 名一大代表的特殊代表。刘昌玉等人于 1978 年 12 月 1 日采访包惠僧时谈及了这一问题，包惠僧特别强调说：“有人说我是陈独秀的私人代表，不是广东的代表，这是不对的。我是广东代表，不是陈独秀的私人代表。”研究团队基于包惠僧的访谈记录和其他有关材料，在《关于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活动》一文中明确指出包惠僧是作为中国共产党广州支部的 2 名代表之一出席党的一大。此例也证明了研究团队的相关研究是具有充分的史料依据的，是有几分材料就说几分话的。

　　三、关于其他各地早期组织建党活动的研究 研究团队先后在《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80 年第二期和 1981 年第二期上发表了《李大钊同志领导的北京党的早期组织》《武汉、广州、济南、长沙、留法学生的早期建党活动》，分别介绍了北京早期党组织的建立过程，以及在上海、北京两地早期党组织的推动下，全国其他地方早期党组织相继成立以及留法学生开展建党活动的详细情况。

　　 第一，关于北京早期党组织的建党活动。在梳理史实的基础上，文章认为北京早期党组织的建立有一个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从五四运动前夕至 1920 年春，在李大钊周围的一批要求进步的学生，从思想上倾向社会主义，发展到组织起来研究马克思主义，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参加者十分踊跃，不久会员发展到一百余人。在李大钊亲自指导下，他们以研究马克思主义著述为目的，组织会员分组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搜集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对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产生了积极推动作用。部分会员还组织讲演团到北京四城讲演所和街头去讲演，到工人比较集中的长辛店、赵辛店等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使工农群众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二是从 1920 年初至 9 月，李大钊先后与陈独秀、邓中夏酝酿讨论过建党问题。共产国际派魏金斯基等人到北京后，对北京建立党组织的准备工作起了积极推动作用。在共产国际代表的热情帮助下，北京的共产主义者更加坚定了学习俄国革命的决心。李大钊完全同意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认为中国不仅必须建立共产党，而且已经具备了建立共产党组织的条件。

　　 三是 1920 年 10 月，以李大钊为核心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骨干，一起成立了北京党的早期组织。之前，李大钊收到陈独秀来信，知晓了上海已经成立了党的组织。信中，陈独秀还商请李大钊在北京发起建立党组织，并负责北方的建党工作。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北京早期党组织于 10 月宣告成立，组织成员有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邓中夏等人。

　　 文章充分肯定了李大钊领导的北京早期党组织在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组织工人群众运动方面的积极作用。文章指出，北京早期党组织成立后，以李大钊为主要代表的早期党员，十分重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工人运动实践相结合，通过创办刊物《劳动音》和开办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为组织工会和领导工人开展斗争准备了条件，推动了工人运动的迅速发展。此外，早期成员还参加了社会政治活动和青年学生运动，李大钊直接领导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在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作斗争方面，李大钊在几次...